文/王宏阳

“洛阳文物保卫战”已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战例，是文化遗产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本应被庄重书写、完整铭记、载入史册。但是，当下在重述这段历史时，出现了一些叙事错位和史实缺失的现象，令人深感忧虑。

日前，央视一档挖掘式纪实采访节目聚焦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抢救保护往事，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推土机逼近，这位“刺儿头”靠硬刚救下国宝》（以下简称《推》文），亲历者看后不以为然。

过去一个时期，文物保护在城市更新中往往处于被动防御的弱势地位。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显绩或经济利益而激进开发，导致历史遗迹屡遭“建设性破坏”，留下了难以挽回的遗憾。

2002年，洛阳市要建包括地下人防工程在内的“河洛文化广场”。这个广场就位于东周王城的“周王陵区”。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钻探时，发现大批东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迹。其中，最大的车马坑长42米、宽7.2米，为全国仅见。尤其是首次发现六马一车的“天子之乘”，举世瞩目！

这一轰动全国的发现引起了洛阳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河洛文化广场”要不要再继续建设下去？如何建设？一场巨大的争议由此展开。

洛阳师范学院原院长叶鹏教授为首的十二位洛阳知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市委、市政府，建议重新审视“河洛文化广场”设计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在考察后写下“东周瑰宝，举世无双”八字；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在考察后指出：“洛阳东周车马坑的重大发现，充分显示了洛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多方努力没能阻止法人违法的脚步，次年伊始，形势急转直下。

洛阳市未按照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未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和国家文物局同意的情况下，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开始大规模施工作业，“天子驾六”车马坑面临毁灭性的巨大灾难。

洛阳文物工作者无奈之下向中国文物报社求援。记者李让（后任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星夜兼程赶到洛阳，深入现场进行调查采访，迅速写出重磅报道《洛阳在毁什么？！》（《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24日刊发），揭露正在猛烈发生的法人违法行为，呼吁挽救重大考古发现。社长李文儒高度重视，亲自安排，报道在《中国文物报》视点版整版刊发，标题字号之大前所未有，头版报眼还做了醒目导读。

一周后的除夕——2003年1月31日，《洛阳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洛阳市委书记1月30日与市城建系统负责人座谈的报道，以“城建任务重 快马须加鞭”为大字标题，要求：“今年牡丹花会前要确保完成以下重点工程……河洛广场建设不要再搞‘节外生枝’，要排除一切干扰，抓紧时间赶进度”。

《中国文物报》针锋相对，跟进再发记者李让写的后续报道《洛阳，1月16日以后……》（《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12日刊发），也是头版头条，通栏半版！

这两篇报道引起了来京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毛昭晰先生的高度关注。

会议结束时，毛昭晰先生将有四十五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长信和刊发这两篇报道的《中国文物报》直接交给中央领导，推动了中央介入，发挥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叫停了此项破坏性工程，改写了结局。

最后，河南省政府对洛阳市政府予以通报批评；“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为“东周王城文化广场”，“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址保护，并建成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于2003年10月1日开放。

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才是这场“洛阳文物保卫战”的核心，也是“天子驾六”得以幸存的关键。

《推》文把考古工作者的发现之功展现给公众，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将挽救保护举世无双的东周瑰宝这场由多方合力促成的系统性胜利，窄化成考古学家个人“靠硬刚救下国宝”的“独角戏”——说他“毫不妥协，他联合十余位专家上书政府，坚持原址保护，通宵撰写遗址保护规划。几经博弈，最终方案落地：保留天子驾六原址，修建地下博物馆对外开放。”（引自《推》文）——故事就走样变味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严肃性在戏剧化叙事中被消解。将至关重要的环节排除在叙事之外，只突出考古学家个人作用，不仅在史实上站不住脚，更削弱了事件本身的意义，使历史呈现失去了应有的厚重，让叙事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

《推》文中的视频对中国文物报记者李让的报道《洛阳在毁什么？！》的处理也令人惊愕。一篇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第二届文物保护好新闻”评选活动中获得唯一特等奖的舆论监督报道，被降格成了烘托气氛的“道具”，主持人竟拿着刊登该报道的报纸，对考古学家感叹：“这篇报道，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标题，都觉得您可真敢说呀！”——这句话既找错了对象，也说轻了分量，不利于公众理解舆论监督和媒体推动在文物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坚守真实是纪实类节目的根本。守住真实的底线，是对公众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敬畏。

《推》文在呈现重要事件时确实表现出视野局限，出现了叙事错位和史实缺失等问题，这虽非初衷，但客观上造成了报道视角的失准，反映出在信息呈现的完整性与严谨度上仍有提升空间。建议编创团队针对“叙事错位”和“史实缺失”问题启动复盘与核实，通过补充采访亲历者、查阅历史资料，对节目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正与说明。在后续创作中，应更审慎地处理个人叙事与历史整体之间的关系。纪实不等于“有闻必录”，更不该退化为个人叙事的传声筒。纪实类节目唯有坚守真实立场，方能真正承担起历史真相守护者的职责。同时，应以此为契机，建立覆盖策划、采访、编辑、审核各环节的全流程事实核验机制，确保涉及重要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查、多方印证。

唯有如此，纪实类节目才能真正拥有经得起公众和历史检验的生命力。

■相关链接>>> 

1．毛昭晰先生回忆文章《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任上站最后一班岗做的最后一件事》（原载《中国文物报》2015年4月21日3版）

http://www.ncha.gov.cn/art/2023/1/9/art_1027_179027.html（国家文物局官网） 

2．《推土机逼近，这位“刺儿头”靠硬刚救下国宝》

https://mp.weixin.qq.com/s/YzNAnFLShKneLZtgVh-_gg（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