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陆治原在会上公布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达86.5万个，其中慈善组织超过1.6万家，比五年前不足万家激增70%，而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涌现，标志着公益慈善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年度慈善捐赠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中国慈善，正从过去“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加速转向一个多元参与、技术赋能、各方协同的“现代公益生态”。这不仅是“做得更多”，更是“做得更好、更聪明、更有力量”。而全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已超过2.4万家，活跃在科技创新领域。当“新质生产力”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词汇，当“科技创新”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慈善公益事业也在静默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升维”革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与慈善公益这两个看似独立的概念，正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发展的浪潮中紧密融合。

优中取优是关键。公益的边界正从“帮困救急”延伸到“推动社会长远发展”的核心领域。除了科技类，我们还能预见，在养老、环保、社区治理等领域，会涌现更多专业型社会组织。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何帮助它们从“初创”走向“成熟”？如何避免“一窝蜂”带来的资源浪费？这需要政策和行业共同发力。技术正在重塑公益。它更推动公益从“输血”走向“造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正被用在公益项目的各个环节：大数据能精准识别谁最需要帮助；区块链让每笔善款流向透明可查；AI能优化资源调配，甚至直接用于教育、医疗等场景。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让公益组织从思考“怎么花钱”，转向思考“怎么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为了追求“线上热度”，而忽略了线下服务的温度。技术是手段，人才是目的。

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陆部长指出，社会组织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句话背后是一个重要信号：公益组织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成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构建的社会治理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政府不再是“管理者”，而是“引导者”和“合作者”，通过政策、资金、服务购买等方式，为组织成长提供土壤；企业也不再只是“捐钱方”，越来越多企业将社会责任融入核心业务，用自身的技术、资源和专业能力，与公益组织共创价值；社会组织则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社区的桥梁，既传递资源，也反馈需求；公众与媒体则是生态中的“守护者”，通过参与和监督，让公益更透明、更健康。这样的生态，让公益从“少数人的善行”变成“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跨界合作机制还不成熟，信任需要慢慢建立；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和公信力仍需加强；支持公益发展的法律、财税、人才体系也待完善。慈善公益事业呼唤新质生产力。

核心理念：新质生产力与慈善公益的理论融合。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它代表了生产力的演进方向，超越了传统依赖大量资源投入的生产模式。而现代慈善公益已从单纯的“捐钱捐物”模式，转向多元参与、技术赋能、各方协同的“现代公益生态”。这一转变恰好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核相契合。复旦大学周文教授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当这种先进的生产力理念融入慈善公益，就催生了全新的社会价值创造方式。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揭示了这一趋势。目前，全国已有2.4万家社会组织活跃在科技创新领域，它们正在做的可能是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青年科学家支持，或是用科技手段解决环保、健康等社会难题。

资金桥梁：公益慈善如何填补科技创新“死亡之谷”。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存在着被称为“死亡之谷”的资金困境。处于这一阶段的科研成果由于难以看到经济回报，往往除了政府资金外鲜有社会资金注入。而公益慈善资金恰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正如广东省政协提案所指出的：“公益慈善经费参与科研项目，从源头上就能避免僵化的经费管理办法，优化经费和资源匹配，为科研项目注入新的活力”。目前，科技研究领域的捐赠占比始终在2-3%的低位徘徊，这表明慈善力量参与科技创新的认知度和参与度都较低，但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尚未被开发。公益慈善资金具有耐心资本的特点，不追求短期回报，这使其成为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理想来源。这种资金能够跨越“技术成熟”和“市场成熟”之间的鸿沟，为那些具有长期价值但短期难以商业化的科研项目提供支持。

数字赋能：新技术如何重塑现代公益模式。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深刻重塑了公益慈善的运作模式。数字技术首先改变了“捐款”这件事，使“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成为现实。据相关数据显示，29家指定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累计带动超600亿人次参与慈善，募集善款超500亿元。这一数字展示了数字技术如何将无数普通人的善意汇聚成改变世界的暖流。技术推动公益从“输血”走向“造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正被用于公益项目的各个环节：大数据能精准识别谁最需要帮助；区块链让每笔善款流向透明可查；AI能优化资源调配。

在2025年举行的“AI赋能与现代慈善”第六届浙陕慈善讲坛上，与会者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推动现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高华俊指出，“具身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让科技与公益的结合正当其时。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公益效率，也增强了透明度。全国政协委员雷群芳建议，可以依托国家慈善数据中心，构建慈善捐赠AI大模型，对慈善捐赠来源、用途和去向进行智能化追踪监管。生态共建：从“各自为战”到“协同网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多方协同的创新生态，而现代慈善公益也正在从“各自为战”走向“生态共建”。一个健康的公益生态应该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多方参与。政府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引导者”和“合作者”，通过政策、资金、服务购买等方式为组织成长提供土壤。

企业也不再只是“捐钱方”，而是越来越多地将社会责任融入核心业务，用自身的技术、资源和专业能力与公益组织共创价值。社会组织则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社区的桥梁，既传递资源，也反馈需求。截至2024年底，我国社会团体已达38.1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为48.1万家。这种生态共建的理念在“十五五”慈善事业发展规划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指出，慈善事业需要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基层治理等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绿色转型：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的公益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公益慈善领域，绿色发展理念正通过多种方式得以实践。例如，在制造业绿色转型中，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40%。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支持绿色转型：资助绿色技术研发、支持环保社会组织、开展环境教育等。这些行动不仅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也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高华俊特别指出，无障碍和康复辅具产业既能够促进社会融合、提升残疾人福利，又能拉动投资消费、促进就业，形成“老残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迎接“十五五”时期的融合新机遇。“十五五”时期将是新质生产力与慈善公益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预测，这一期间，慈善事业的政策制度体系将更加系统集成，慈善服务模式将更为创新多元，社区慈善将更受广泛重视，数字慈善将更加深度融入。在这一框架下，新质生产力与慈善公益的融合将呈现三大趋势：政策协同性增强：慈善事业将与公共政策及民生保障政策更紧密衔接。比如，可以考虑将企业用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慈善捐赠，视同该企业自身在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并享受相应税收优惠。

技术创新加速：数字技术将更深地融入慈善实践。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不仅将改变公益的运作方式，还可能创造出全新的公益场景和参与方式。社会参与扩大：“人人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氛围将更加浓厚。截至2024年底全国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已达约270万家，这些组织深入基层，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理念传播和实践的重要载体。科技园区里，一家社会企业的研发人员正在调试为视障人士设计的智能导盲设备；下午的社区服务中心，老人们通过远程医疗系统获得专业健康咨询；深夜的在线教育平台，山区孩子与城市学生共享着同一堂人工智能科普课。新质生产力与慈善公益的融合正在催生更多这样的场景。当86.5万个社会组织中有超过2.4万家活跃在科技创新领域，当年度慈善捐赠突破2000亿元大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个国家在科技创新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的智慧。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没有终点，正如中国慈善的“升维”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未来科技创新与公益慈善的结合，正在从“授人以鱼”的传统模式，转变为“授人以渔”并“优化渔场生态”的系统性变革。这种结合不仅提升了公益的效率与透明度，更在根源上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科技赋能：为传统公益装上“超级引擎”。科技首要解决的是公益的“效能痛点”。1.提升透明度与信任度：区块链技术已成为“信任机器”。例如，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的“链上公益”项目，将每笔捐款的流转全程“上链”，捐赠者可像查快递一样追溯善款去向，从根本上杜绝了资金滥用，重塑了公众信任。2.实现精准识别与匹配：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正在让公益变“聪明”。腾讯“云公益”平台利用AI算法，能高效分析求助者信息与社会资源库，实现困境群体与救助资源的智能精准匹配，将“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3.降低参与门槛与创新形式：移动支付和社交网络让“指尖公益”成为常态。同时，虚拟现实（VR）技术让捐赠者能“沉浸式”体验偏远地区教室或保护区的真实场景，极大地增强了情感联结和参与动力。

公益驱动：为科技创新注入“人文温度”。公益不仅仅是科技的“应用场景”，更是重要的“创新源头”和“伦理指南”。1.填补创新“死亡之谷”：前沿科技（如脑机接口、罕见病药物）的早期研究风险高、商业回报远，常面临“资金真空”。公益慈善资金作为“耐心资本”，能勇敢投入，支持这些对社会有长期价值的基础科研，成为国家科技投入的重要补充。2.催生普惠性科技创新：公益需求直接催生了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公益科技”。例如，为视障人士开发的人工智能视觉辅助眼镜，为残障人士设计的3D打印义肢，这些“包容性设计”产品，推动了科技向善、惠及全民。3.设立科技伦理的“护栏”：科技发展需遵循向善的伦理框架。公益组织通过倡导、研究与公众对话，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隐私保护、基因编辑边界等议题上推动形成社会共识，确保科技发展不偏离服务人类的初衷。

生态共建：跨界融合创造系统性变革。最高层次的结合，是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科技×公益”新生态。1.模式创新——公益创投与影响力投资：资本不再单纯捐赠，而是以“投资”思维支持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这推动了在环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可持续社会创新。2.基础设施——打造公益数字新基建：大型科技企业将自身技术能力“基础设施化”，开放给公益行业。例如，阿里云、腾讯云为公益组织提供低成本云计算服务，助力其数字化升级。3.政策协同——引导融合方向：政府通过政策鼓励这种融合。例如，中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鼓励数字技术助力公益；部分地区正探索将企业对前沿科技的公益性研发捐赠，视同研发投入给予税收激励。

当然结合之路也面临挑战：数字鸿沟可能加剧不平等；技术工具的滥用需警惕；公益组织普遍面临数字人才短缺。未来的趋势已清晰可见：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个性化公益服务；元宇宙可能诞生全新的公益参与场景；公众对“科技向善”的要求将成为企业创新的标配。科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箱，而公益则坚守着“以人为本”的罗盘。二者的深度融合，最终指向一个目标：让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福祉，能够公平地抵达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容易掉队的弱者。 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希望的深刻重构。

新质生产力使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作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们更要看清这场“升维”背后的趋势：公益正在变得更专业、更智慧、更协同。这一切需要新质生产力。对政府来说需要请继续为社会组织“松绑”，给中小型组织更多实实在在的支持，比如购买服务、设立扶持基金、提供能力建设。对公益行业来说需要加快专业化和数字化步伐。行业协会应带头建立标准、培养人才，帮助小组织跨过“数字鸿沟”。对企业和捐赠人来说，需要“有战略的捐赠者”，不只支持项目，也支持组织的长期发展，做公益组织真正的“成长伙伴”。我们要持续学习、保持开放，拥抱人工智能，既深耕专业，也拥抱协作，一起推动这个生态走向成熟。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让我们一起推动这个温暖的公益生态，行稳致远，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民的美好生活，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作者：国策智库专家、专精特新研究专家 李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