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彩虹

程人端，1934年6月16日出生，新渥街道外田口村人。1951年2月，加入磐安独立营，后被编入正式部队，到黑龙江佳木斯第二汽车学校学习。1953年3月前后，加入抗美援朝志愿军。1954年1月回国，在山西大同担任汽车驾驶助教。1958年复员回磐安，之后被安排到杭州农学院兽医专业学习。下放后回新渥，曾在发电厂、大麦坞畜牧场等单位上班。1975年，任村里的会计，后又成为外田口村第一任村主任。

想要驾驶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是埋在程人端内心深处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是何时埋下的，他并没有跟人说起，可是，这粒种子一直在发芽，即便是在七八年前程人端已经八十四五岁的时候也未停止长大。那时，他跟家里人提出要买车的时候，家里人也曾犹豫不决，既想满足他的愿望又担心他年岁太长，不再适合开车。现在，程人端已经92岁高龄，儿媳说给他买车已经不可能，只能成为这辈子的遗憾了。

程人端常对家里人说自己没用，除了会开车，别的都不会。1934年出生的程人端是到部队以后才学的驾驶技术。1951年2月，才17岁的程人端瞒着父母，虚报自己已年满18岁，如愿当了兵。是很多男孩都有的当兵梦，还是出于其他原因，他没说，别人也就无从知晓。刚入伍时先到深泽独立营训练，一个星期后转到象山，之后就到黑龙江佳木斯第二汽车学校学习。本来按规定要在汽车学校学足三年，可是因为战事需要，程人端才学了一年多就从学校出来，奔赴朝鲜战场了。

程人端说自己记得很清楚，当年是在斯大林逝世的那段时间去往朝鲜的，因为被要求戴孝。如果这样，那么他到朝鲜的具体时间应该在1953年3月前后，那时志愿军抗美援朝前线部队与驻地朝鲜群众确为斯大林举行过隆重的追悼大会。他跟其他战友一起，先是乘火车到跟辽宁安东（现丹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再乘汽车到九川里，然后就到了连队。程人端所在的部队属八师一团一炮连。

在前沿阵地，程人端负责驾驶运输车和炮车。运输车是美国制造的吉斯150，炮车是苏联产的10轮卡。在程人端看来，这些车的性能都不错，只是再好的性能，到了前沿阵地就另当别论了。为了躲避敌人的视线和轰炸，他们必须在夜间开车，且不能开车灯。很难想象，在漆黑的夜晚，看不清道路，又不能开车灯的情况下，该怎样驾驶运载着火炮和弹药的卡车。如何才能完成这个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把握方向盘的人没了方向，那可是寸步难行啊。情急之下，他们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助手披着白色衣服在前面引路。就这样，黑魆魆的夜色里，程人端和他的战友们依靠着前方白衣服那点微弱的反光指引方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方向盘。

如果是平坦的大道也就罢了，可是，那时的路多为黄泥路，又到处是弹坑，遇上雨天，就泥泞得像麻糍。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更兼黑灯瞎火，不仅引路的助手走得艰难，驾驶员们开得更加艰难，稍不小心就会出事故。程人端说，那时撞车、刮碰、翻车的事时有发生。尤其冬天，在雪地里或结了冰的河面上开车，就更容易发生事故。再加上当时车辆紧张，人手不够，而前线需要的物资跟炮弹却不能少，所以战士们都是疲劳驾驶，结果有的人不小心将车开到溪里去。遇上这种事故，或者车轮陷进泥坑后怎么都动不了的情况，最让驾驶员们着急，因为时间一长，很容易被敌人发现，紧跟而来的就可能是密集的炸弹。程人端清楚地记得，虽然他们车队所遇的炸弹都离得比较远，可是弹片不长眼，到处乱飞，还是很危险。有一次，有个放映队的女同志，跟着程人端他们的车队到前方放电影，结果被弹片击中胸部，只得先送到后方医院救治。

夜间驾驶那么需要光，可是他们又怕见光，比如敌人时不时投下的照明弹。照明弹悬在七八十米高的空中，将周围一大片地方照得如同白昼，整条道路暴露无遗。比起在黑灯瞎火中开车，那种比现在的路灯还亮的明晃晃的光更叫人胆颤心惊，偏偏照明弹并非一闪而过，而是可以连续照亮二十来分钟。这样的时候，程人端他们就只好赶紧用树枝将车子隐蔽起来，他们自己则躲到防空洞里。一般，每间隔百米左右就有防空洞，足见炸弹的密集程度和战争的残酷。程人端记忆最深的是敌人的汽油弹。他说，一扔下来呀，像个大火球，爆炸的时候就像现在过年放的大礼花，有成千上万的小花瓣。汽油弹的温度少说也有上千度，杀伤力很强。

在程人端看来，作为汽车兵，除了时时刻刻要小心翼翼地躲避敌机轰炸以及道路上随时可能遇到的陷阱外，其实一坐上驾驶室，车轮一滚动，就已经做好挨打的准备。多年以后的叙述里，程人端说得云淡风轻，可是当年身处随时可能遭遇炮弹甚至牺牲生命的战场，内心一定也曾有过各种的波澜起伏吧。

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5日停战，27日宣布。1954年1月，程人端乘火车回到祖国，到了山西大同，凭着过硬的驾驶技术，当上了汽车助教。连队中心有教员负责教学理论知识，程人端则专门负责教学驾驶技术，直到1958年回家。也许因为那几年的经历，程人端内心深处有了驾驶情结，也才会有在生活条件允许的时候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子的愿望。准确地说，他应该是特别想要一种在和平年代，在平坦的大马路上驾驶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的体验，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间。

从大同回到家里的程人端，被叫到东阳党校学习三个月。当时，程人端曾提出疑问：“我还不是党员，怎么可以到党校学习呢？”他是个认真的人，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这样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当年，反右运动开始，就有人说他“听风是风，听雨是雨”，要将他打成右派，好在最后不了了之。“四清”运动后，他到杭州农学院当兽医，后来又在新渥发电厂干过，还到大麦坞畜牧场养过猪。1975年，任村里的会计，后又成为外田口村第一任村主任。加工厂、发电厂、畜牧场、生产队，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干活从不惜力，也不怕累。担任村干部，有什么说什么，而且都是当面讲。在发电厂的时候还遭遇过一次火灾，当时其他人有的拿棉被去捂，有的往着火处扔石块，程人端直接上前将电线绕到手腕上扯下。火灭了，他的手腕也烫伤了。这样的英勇与果敢，跟他在战场上的历练是分不开的。

92岁的程人端看起来瘦而不弱。他手里拿着一根烟，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笔直，依然很有军人范儿。儿媳自豪地说，前些年在县里参加抗美援朝七十周年大会时，公公的军礼非常标准。“那个‘师’写错了，不是‘公司’的‘司’，是‘老师’的‘师’。”面对当年的采访稿，程人端大声纠正。人如其名用在程人端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做事讲原则，行得端坐得正，为人无私心。年轻的时候，他曾劝导妻子说，不一定非要有儿子的，别人的儿女就是自己的儿女。正因为这样，有了孙女的程人端那年得知儿媳又有了身孕，就硬要她去做了流产。在他看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事是绝对不能碰的。

他是个做得多说得少的人，在部队的事也很少跟家里人提起，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才会跟在妻子聊天的时候说起那么一点点，比如在朝鲜战场上，天气寒冷的时候，洗脸水一倒出去马上就结成了冰。几十年过去了，妻子说起当年的寒冷，言语中依然饱含心疼，仿佛心爱的人还在忍受那样的困苦。当年战场上条件艰苦，其中寒冷就是遭遇的极大困难之一，这也给程人端的身体留下了后遗症。那年送儿子到湖州读书，回来后不久，他就脚神经发炎，双腿失去知觉，只能躺在床上。到杭州就医，医生给他开了中药。程人端本来打算借鉴医生的药方回去后继续治疗，可是不仅没有拿到药方，就连到手的中药都是已经煎好了的。

怎么办呢？他就自己看书，自己试着开药方，然后让妻子去采草药或者到冷水药店买药。从外田口到冷水的那条路，陈宝香在丈夫没办法下床的三四年里，在完成生产任务和家务的间隙，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那是一条雨天就泥泞难行的机耕路，来回二十里。又有多少回，陈宝香走在田野里，弯着腰寻找、采摘草药。她至今还记得，丈夫开的药方是根据家里的钱来决定剂量的，钱够用的时候就多开点，钱不够的时候药量就轻一点。那几年，陈宝香除了包揽家里所有农活外，还天天给丈夫熬药。一个躺在病床上，不停地看书开药方，若没有军人钢铁般的信念和毅力，恐怕早就放弃了。一个除了干活，不是采药、买药就是熬药，不怕辛苦，没有质疑，你让我做的事我都照着完成，除了一腔的温柔与爱，似乎没有别的答案。他们是这样的相互信任，就像一直以来都是程人端管着这个家，而比他小6岁的妻子需要任何东西他都尽量满足她一样。功夫不负有心人，丈夫不懈的努力加上妻子细心的伺候，创造了最动人的传奇，程人端终于又能下床了。后来儿媳给他买了泡脚桶，他天天坚持泡脚，几年后，那淤血严重的黑褐色的腿脚又渐渐地白净回来。

程人端身子骨还硬朗，说话中气也足，只是听力下降得厉害，只有在他耳边大喊的时候，他的耳朵才能偶尔捕捉到一两个词。可是，即便这样，他想要买车的愿望并没有随着他的听力一起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