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我撰写的《太行山之路》一书，2015年5月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和图阅社共同出版，原写有七卷，但出版过程中因字数所限，加上涉及宗教内容的审查颇为费事，所以关于太行山宗教的卷七最终未列入。该卷共分三节：太行山的道教、太行山的佛教、太行山的基督教。既是实地考察中的见闻，也是学习宗教文化知识以及探究宗教地理的习作，在此不揣浅陋，将这三节在“河山无言”微信公众号依次刊出，同时配发我拍摄的相关图片。

太行山既处在华夏文明起源发祥的核心区域，又具有山川雄浑俊秀的地理环境，因此，道教、佛教多在太行山的名岳奇峰之间，营造宫观寺庙，作为修行传法之所；而近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也把太行山地区作为它们在中国传播福音、扩大教会影响的重要根据地。这些宗教的浸染，使得太行山蕴涵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气质，也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明遗产。

太行山也是佛教的胜地。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到公元前1世纪形成了被称为大乘佛教的派别，在它之前的早期佛教派别则被称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大乘提倡有无数佛，把佛神化。小乘则视释迦牟尼为教祖；大乘宣传普渡众生，把成佛济世视为第一目标。小乘追求个人自我解脱；大乘既否定人我的实在性，也否定法我的实在性。小乘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大乘倡导以六度（指六种从生死苦恼此岸度到极乐世界彼岸的法门的修行方法）为内容的菩萨行。小乘着重三十七道品的宗教道德修养；大乘的主要经典有《般若经》《维摩经》《大般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小乘的主要经典是《阿含经》。

有意思的是，大乘和小乘有不同的外传地理路径，大乘出印度向北传，入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形成北传佛教。大乘由尼泊尔和中国传入西藏后，形成了藏传佛教；小乘出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形成南传佛教。但这种格局，主要是指现今佛教在亚洲的分布而言。实际上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也包括小乘经典，只不过后来大乘更占优势而已。玄奘在《大唐西域记》曾记述，当时西域的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今新疆阿克苏）均盛行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成具有汉民族特点的多个宗派，比较流行的有法华宗、法性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8宗。它们主要依据的经典有所差异，根本道场的所在地也不同。

说到太行山的佛教圣境，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五台山。五台山在佛教中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它是华严宗的根本道场，二是因为它是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它与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三是它与尼泊尔的蓝毗尼花园、印度的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

太行山系的佛教胜境——五台山。范晓摄影

对于佛教何时传入五台山有不同看法。传统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由洛阳来到了清凉山（即五台山），看到山形颇似释迦牟尼在印度讲经的灵鹫峰，便在此建寺，并命名为灵鹫寺，是为五台山最早的佛教寺院，也即五台山最大的寺院—显通寺的前身。此说出自明万历年间释镇澄编撰的《清凉山志》，而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认为，上述说法是释镇澄是将佛教典籍中关于摄摩腾来洛阳后居住的白马寺清凉台，误当作清凉山了，佛教传入五台山是在北魏。唐代释慧祥编撰的《清凉传》，是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专著，该书中记载大孚图寺（即灵鹫寺）、清凉寺均是北魏孝文帝所立。今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崔正森经过考证，则认为是佛教传入五台山是在东晋。

五台山显通寺前的门楼。范晓摄影

五台山佛教的发展有两个兴盛期，一是在南北朝，北魏孝文帝不仅修建了灵鹫寺，还在周围兴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寺院。北齐时，五台山寺院已增加到二百余座；二是在唐代，此时五台山已成为四方来朝的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到唐贞元年间，五台山的僧尼已达万人之众。唐代五台山佛教的兴盛，很大程度上赖于皇帝的支持与扶助。唐太宗即位后，重兴译经事业，并于贞观九年（635年）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必宅，万圣幽棲，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在五台山大兴寺院；武则天上台后让人新译《宝雨经》、《华严经》，并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命大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这是五台山在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发端。

五台山普化寺，至少在明清时代还是道教宫观，民国时改建成佛寺，为净土宗道场。范晓摄影

五台山普化寺大殿前的影壁，民国时期建，是五台山最长的影壁，尤以精美的砖石合雕著称。范晓摄影

但佛教在五台山的境遇也并非一帆风顺，同一朝皇帝有兴佛的，也有灭佛的。历史上，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4年）曾掀起四次灭佛运动，被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当灭佛之时，寺院被毁，僧尼被驱，五台山也呈现衰败的景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佛教文化和其它的文化遗产一样遭受浩劫，有学者称之为“文革法难”，五台山自然也不会幸免，五台山被毁或遭到严重破坏的寺院达20多座，文物遭抢劫，僧尼被批斗并被强制遣送回原籍。

历史上，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花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后归还。文革中，这部血写的经书被红卫兵劫走，至今下落不明。显通寺的和尚为了保护寺院里的无量殿，突发奇想在大殿墙上画上毛泽东像，才使大殿完整地保存了下来。1978年改革开放后，寺院才得以修复，被遣送的僧尼逐步回山，佛事活动渐渐恢复。五台山现有比较完整的寺院95处，但尚未完全恢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规模。

在五台山，我专门去了著名的清凉寺，它位于南台附近的清凉谷。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日本天台宗第三代祖师圆仁慈觉大师，在唐文宗时曾入五台山求法巡礼。他在日记中写道：“有清凉寺，今管南台。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如果按此说法，五台山最古老的寺院不是灵鹫寺而是清凉寺。但遗憾的是，清凉寺在文革中完全被毁，现在能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香港黄惠卿女士等筹资重建的新寺。新寺的规模还远不能与旧寺相比，目前还在筹措资金续建中，人们只能通过挂在寺院里的老照片，去一睹清凉寺昔日的风采。

五台山清凉寺，五台山最早兴建的寺庙，文革中遭毁，文革后重建。范晓摄影

五台山以文殊菩萨道场而闻名。文殊是简称，全名是文殊师利，在梵语中，“文殊”意为妙，“师利”意为德、吉祥。《文殊师利涅槃经》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本是舍卫国一个婆罗门贵族家的公子，离家学道，修成菩萨身，被尊为众菩萨之首。文殊菩萨在佛教中代表智慧，有很好的辩才。文殊的“大智”，对应着普贤的“大行”、观音的“大悲”和地藏的“大愿”。

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的说法，起源于《华严经》等多部佛经。华严经于北魏传入五台山，五台山研习尊奉华严经的传统至今未变。

《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说：“东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说：“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邦，其国有山号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上，为诸众生，于中说法。”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与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范晓摄影

令人惊奇的是，有佛经在前，佛教传入五台山在后，上述佛经中所说的文殊菩萨住处—清凉山、五顶山，本是虚幻世界里的地物，但为何名称与环境都与自然现实中的五台山如此一致？难道撰著佛经的尊者真是先知先觉？难怪佛教信徒要把五台山指认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了。

五台山之特别，还在于它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处的圣地。这起因于元初时，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和胆巴国师、意希仁钦国师相继到五台山，弘法布道，以及明代永乐年间，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到五台山兴建寺庙，从而在五台山形成了汉之青庙与藏之黄庙并存的格局，它也体现了太行山邻近蒙古高原藏传佛教文化圈的地域特点。

有了五台山的大名，太行山其它一些地形类似、佛教兴盛的山岳，常常以小五台山相称，例如别名小五台山的系舟山。但最著名的还是河北蔚县与涿鹿之间的小五台山，它西接恒山，东连军都山，是桑干河与拒马河的分水岭，因位于五台山之东，也被称为东五台，它也同样有五个台顶，其中东台最高，海拔2882米，也是河北省的最高峰，所以小五台山向有“河北屋脊”之称。由于小五台山北坡有居高临空的大断崖，因此有俯瞰壶流河-桑干河平原的绝佳视野。

五台山南台附近的地貌。范晓摄影

五台山东台附近的地貌。范晓摄影

从五台山山外眺望五台山，才能真正感受五台山的峰峦峥嵘，山势雄壮。范晓摄影

如果说五台山是一个依然生机勃勃的千年佛教圣地，那么小五台山更像是一个陈列着昔日繁华的伽蓝废墟。五个台顶及多条山沟还残留有众多的庙宇遗址，而且还有多处建于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遗迹。小五台山佛教最盛之时，赖于明代几位禅宗高僧在此设坛布道，弘扬佛法，这里的金河寺、法云寺、铁林寺曾名重一时，其中金河寺始建于北魏，也是北太行最早修建的佛寺之一。金河寺群峰之上曾有72座佛塔构成的塔林，但现在仅残存4座。山中四处散落的破碎砖瓦、石条和漫漶不清的碑碣，仿佛在昭显世事的沧桑。从另一角度来看，小五台山少了许多人事的喧嚣与烦扰，反而更存有自然山野的清静旷达，也许更适合成为返朴归真的修心养性之地。

小五台山往东，便是太行山最北端之西山-军都山，全国称西山的地方很多，此西山紧邻京都，因此以北京西山之称来和其它西山相区别，它应属于广义的军都山。西山由西北而东南有多列山脉，其中有东灵山、百花山、妙峰山、香山、上方山等许多著名山峰。有意思的是，北京西山又有“小清凉山”之称，其山水之胜也早为佛家看中，并营造为佛教圣地。由于历代帝王皇亲多在西山兴建园林和行宫，因此西山的佛教寺院也濡染了皇家气派。

最早在西山修建行宫的是金朝的皇帝金章宗，因为宫苑都依山泉而建，所以又有“八大水院”之称，而且它们兼有佛寺的名称与功能，例如：驻跸山南麓的圣水院-黄普寺、妙高峰的香水院-法云寺、阳台山上的金水院-金山寺、阳台山麓的清水院-大觉寺、香山下的潭水院-香山寺、玉泉山的泉水院-芙蓉殿、石景山的双水院-香盘寺、妙峰山的灵水院-栖隐寺等等。位于西山南麓的“八大处”，也是因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八座古寺而得名，这些古刹又经宋元明清历代修建，其中多座寺院都是由皇帝敕建。

位于北京门头沟潭柘山麓的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历来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如果五台山建寺是在东晋或北魏，那么潭柘寺就是北太行最早兴建的佛寺了。潭柘寺唐代时尊奉华严宗，五代后唐时改奉禅宗。经历代整修扩建，潭柘寺成为西山规模最大的一处佛教寺院古建筑群，占地约14公顷，寺内有房舍900多间，整个建筑群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左右两侧对称，主次分明、错落有致。据说明朝初期修建紫禁城时，就仿照了潭柘寺的格局。

北京西山的潭柘寺。范晓摄影

西山的佛寺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位于门头沟马鞍山麓的戒台寺，就因拥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而著称。戒，即一切佛教徒必须严格遵守的戒条（戒律），戒条按不同的级别，内容和数量有所不同，例如有三皈戒、五戒、十戒、具足戒等。戒坛，就是传戒和受戒的场所。入佛门者，都必须在戒坛通过传授戒法和承诺遵守戒条的仪式。戒坛，也是认定达到某种级别的戒律资格的场所。戒台寺的戒坛建立于辽代，由于它可以授佛门的最高戒律菩萨戒，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之一，也一直是中国北方的佛教律宗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目前保存辽代文物最多、最完整的寺院。

北京西山的戒台寺。范晓摄影

在北京房山的白带山麓，另有一座藏有绝世瑰宝的寺院—云居寺。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就曾发生过两次灭佛。鉴于这两次“法难”的教训，北齐时，佛教天台宗的僧人慧思，发愿将佛经刻于石上收藏，以备“法难”之不测，即使其它的经卷被毁，石经也易于保存，可充作经本。刻经从隋大业年间开始，直到明末董其昌方告结束，历时千载，共刻经1122部，3572卷，刻石14278块。云居寺石刻佛经工程之浩大、刊刻之雄伟、刻造历史之久远，都堪称“世界之最”，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石刻图书馆。石经分别藏于云居寺旁的石经山九藏经洞以及云居寺的地穴之中。

北京西山的云居寺。范晓摄影

北京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经。范晓摄影

中外学者对云居寺石经进行了整理、拓印、出版，又被为“云居寺石刻大藏经”，简称为“房山石经”。通过研究发现，房山石经中的辽刻经版，是久已失传的《契丹藏》的复制本。日本的学者还认为，房山石经“对于容易误写、误刻、脱落、窜入的汉译佛典之校勘极为重要，是超过敦煌石室遗书和日本奈良写经的重要源典”。

造访云居寺时，我曾到地穴中去看过这些石经，一摞摞的青色石板，整齐地排立在地下室。石经分大碑、小版两种，大碑高近2米，宽1米多，碑面刻字约8000字，多刻于隋唐两代，有4000多块，存放于石经山的藏经洞里。小版每块长、宽各70厘米，两面刻字，每面800余字，多刻于辽金两代。我在云居寺的地穴中，看到的都是小版。看到这些石经，让人又想到五台山那位以血写经的和尚，其实“法难”无法毁灭的，不是刻在石头上的物化的经，而是心中无形的经。

太行山的佛教艺术集中体现在寺院建筑，以及彩塑、壁画等方面。虽然饱经沧桑与劫难，仍然有一些珍贵的文物保存下来，尤以山西境内分布较多。例如五台县境内的南禅寺大佛殿、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两座木结构建筑，分别建于唐代建中三年（782年）、唐代大中十一年（857年），这两座唐代建筑虽处于五台山区，但远离寺庙最集中的台怀一带，居于偏僻山乡，所以躲过了的历代的灭法之难和刀兵之劫，使人们能够一睹“斗拱雄大，出檐深远”的典型唐代建筑真迹。

在恒山北麓的山西应县境内的佛宫寺，有目前中国最古老也是最高的木结构塔式建筑—释迦塔，它也被称为应县木塔。释迦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金代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增修，高达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平面呈八角形。据计算，释迦塔共用红松木料约3000立方米，重约2600多吨，如此宏伟的高塔，由于整体结构的高超精巧，屹立近千年、屡经破坏性地震而不倒毁，实为奇迹。它不仅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上登峰造极，而且在佛教上，还因供奉释迦牟尼灵牙遗骨以及保存大量辽代刻印和手抄的经卷而闻名。

山西应县木塔——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及其佛寺建筑。范晓摄影

在西太行太岳山下的平遥古城附近，有一座早在宋代即已声名显赫的双林寺。当人们还在为介休后土庙道教彩塑的修复担忧时，能够欣赏双林寺举世无双的明代佛教彩塑，这或许是一种安慰。双林寺能和平遥古城共同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得益于它的彩塑。尽管此前我从资料中已有所了解，但真正进入双林寺看到这些彩塑后，我还是为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而惊叹。无论是殿门两侧及大殿中的大型塑像，还是大殿四壁布满泥塑的壁龛，都足以抓住你的目光，足以让你细细品赏，使你不忍移步。双林寺的彩塑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而且规模庞大、保存完整，现存彩塑2052尊，完好的有1566尊，这在明代彩塑中是极为难得的。

山西平遥双林寺的明代彩塑——平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范晓摄影

在对西太行太岳山的考察中，我还去了山西洪洞县境内的广胜寺，广胜寺分上下两寺，下寺位于太岳山麓，上寺位于太岳山西坡由石灰岩构成的山峦上，登临广胜寺上寺，听疾风林涛，览太岳雄峰、望汾河平原，让人心旷神怡。广胜寺最引人注目的，是挺立于上寺的琉璃佛塔—飞虹塔。该塔建于明代嘉靖六年（1527年），高47.31米，整个塔身用黄、绿、蓝三彩琉璃装饰，有斗拱、倚柱、佛像、菩萨、花卉、鸟兽等各种琉璃构件和图案，造型精巧，色泽鲜丽，与介休后土庙同为古代琉璃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只不过一用于道教，一用于佛教。而且由于非凡的建筑结构，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临汾盆地八级地震中，飞虹塔安然无恙。

但真正使广胜寺闻名中外的，还不在于飞虹塔，而在于金代刻印的汉文大藏经—《赵城金藏》。作为佛教经典总集的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历代的汉文大藏经有50种，流传下来的有20多种，其内容和形式各有不同。为便于区别，往往用刻印的朝代、地点或收藏地来命名不同的大藏经，称为某某藏。在宋代以前，卷帙浩繁的汉文大藏经全为手写本或石刻，直至北宋开宝年间（968年~975年），才有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开宝藏》问世，此后一直到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1种。早期的大藏经多已散佚，因此出自宋代及金代的早期刻印本尤为珍贵。而发现于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刻印于金熙宗皇统9年（1149年）至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刻印大藏经孤本，其价值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难怪人们要将《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等典籍并称为四大国宝。

广胜寺原在赵城县境内，寺内保存的这部大藏经刻制于金朝，所以才有《赵城金藏》之称。1954年，赵城县合并于洪洞县，成为洪洞县赵城镇。《赵城金藏》的刻制与发现都极具传奇色彩。刻制如此鸿篇巨制的佛学重典，竟是由潞州（今长治）一民间女子崔法珍发起，她甚至不惜断臂募缘，感动了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而且施主始终以普通村民为主体。《赵城金藏》在中条山北麓的解州静林山天宁寺刻制完成，历时30年，洋洋7000卷，虽是民间募资私刻，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

《赵城金藏》是在《开宝藏》之后约200年刻成的，内容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但它的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劲拔的特点，而且印刷清晰，每卷首新附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是中国印刷历史中的一座宝库，也是中国刻经史、版本史的珍贵标本。

广胜寺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就供奉了这部大藏经，670多年以后的1933年，高僧范成为寻访另一部大藏经—南宋刻印的《碛砂藏》，来到了广胜寺，没想到却在广胜寺下寺的木橱中，发现了这种以往文献中并未提及的金代刻印、卷轴式装订的古版大藏经，且有5000余卷之多，消息一经公布，中外文化界为之轰动。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只有广胜寺发现的这部大藏经孤本，还保存着最早的汉文大藏经刻本的原貌。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建于明代的琉璃佛塔——飞虹塔。抗战期间，国之重宝——《赵城金藏》曾封存于飞虹塔中。范晓摄影

然而，这部重见天日的《赵城金藏》却历经坎坷。日本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及一些僧人，先后要求重金购买，被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拒绝，并将《赵城金藏》封存于飞虹塔中。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及阎锡山曾先后希望将《赵城金藏》转移到西安以及吉县保护，未得力空和尚应允。1942年，日军进驻广胜寺附近，因担心日军劫掠，力空和尚找到当时中共太岳区的赵城县政府，要求转移《赵城金藏》，赵城县和洪洞县游击大队的百余人乘夜色将《赵城金藏》全部移出。在频繁的行军战斗中，为防散失，《赵城金藏》被分藏于山洞、废煤窑中。1949年方运抵北京，但当时多数经卷已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难以打开。国家调来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重编划时代的《中华大藏经》，即是以《赵城金藏》作为底本。这部诞生于太行山、发现于太行山的国之重宝，成为了文化与文明延续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