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雁　赵鹏

在华夏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文物宛如一颗颗璀璨星辰，静静诉说着往昔岁月的传奇故事。而《张迁碑》，这座树立于东汉中平三年（１８６　年）的石碑，历经千年风雨洗礼，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宝藏。它以独特的形制、精美的装饰和深刻的内涵，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感，吸引着后人不断探寻其中的奥秘。

沉埋岁月，难掩绝世芳华

　东汉时期，《张迁碑》作为纪功碑被树立起来，此后却遭遇了被深埋地下的命运，在漫长的岁月里沉睡，鲜为人知。因为这个缘故，宋代欧阳修在其于　１０６３　年成书的《集古录》　、赵明诚于　１１２９　年完成的《金石录》　、洪适在　１１６７　年刊刻的《隶释》《隶续》等早期金石著作，都未曾收录它，仿佛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曾存在过一样。

直到明代初年，《张迁碑》才重见天日。自明代起，受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人们对《张迁碑》的关注主要聚焦在其书法艺术和历史价值上。近现代诸多研究论文，也大多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但关于它的外在形制与装饰，却长期被忽视，鲜有人深入研究。今天，就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走进《张迁碑》的神秘地带。

启功先生曾评价说：“《张迁碑》用笔最奇，而结体亦出人意表。其笔画粗细变化不大，而笔力内蕴，如绵里藏针，绝无柔媚之态。”此碑书法价值极高，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字体以隶书为主，笔画刚劲有力，结构严谨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多变。笔画的粗细变化自然，起笔收笔果断干脆，线条质感古朴厚重，充满了金石韵味。在结体上，它多呈方整之势，重心平稳，却又通过巧妙的笔画穿插与空间布局，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疏密对比，使整个字体显得既规整又富有变化。这种独特的书法风格，不仅展现了汉代隶书的成熟与魅力，还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众多书法家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借鉴范例。

形制特征，镌刻时代印记

　《张迁碑》的碑额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清晰表明这是为张迁所立的功德铭。张迁曾任荡阴令，卸任后，人们为缅怀其功绩而立此碑。

清代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对汉碑形制多有研究，提及汉代碑刻因功用不同，形制存在差异。墓碑多为圭首，纪功碑一般为圆首。“穿”　是汉碑常见特征，指碑中上部、额之下的圆孔，但纪功碑通常无　“穿”。《张迁碑》现陈列于泰山脚下岱庙天贶殿东侧碑廊，与之相邻的汉《衡方碑》是墓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１６８　年），碑额下正中凿有一穿；其左侧并列的晋《孙夫人碑》也有穿，这些都可与《张迁碑》形成对比，助我们理解汉碑形制特点。

《张迁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碑高　２６３　厘米，通宽（含碑刻装饰）１１５　厘米，碑侧厚　２２　厘米。碑首与碑身为一石，碑首呈半圆形，内刻额文；碑身刻正文，详细叙述张迁的祖源、声名、简历及功勋，如　“世载其德”“国之良干，垂爱在民”　等，叙事规范，堪称汉碑　“表颂”　的典范。碑阴记录立碑捐资者名氏及钱数。原碑座已佚，现碑座为水泥制品。这种碑刻形式（首、身、座）以及碑身正面刻正文、阴面作附记的模式，被后世广泛沿用。

灵动装饰，演绎艺术传奇

　龙、凤、人在碑刻画面中围绕碑侧、碑首环形布局，是《张迁碑》装饰艺术的精妙之处。碑两侧各有　３　条螭龙对称分布，共　６　条。螭龙姿态各异，以匍匐之姿卧爬于碑侧，行走方向不一。下端之龙下行，头抵碑身下部；中端之龙上行，与下行者交缠；上端之龙上行至碑首，尾被中端之龙所衔。两侧上端螭龙上行至碑首后，与两只相对而立的凤鸟相连，凤鸟又与中心人物相接，龙衔凤尾，龙、凤、人形成半圆形闭环，环绕碑身与碑首，画面充满奇幻想象，尽显古人艺术创造力。

龙、凤、人的雕刻接近透雕，工艺精湛。龙首刻画细腻，吻突平、鼻孔显、口微张露齿，高额突目、小耳双角。龙身似蛇，自腹至尾渐细，背刻细鳞纹，上端有双翼，四肢短，四足三爪。凤鸟腿部粗壮，昂首与人交流，尾呈圆柱状，部分被龙吞于口中。人物位于两凤鸟之间，身着肥袍束腰，两腿一前一后呈行走状。可惜人物及凤鸟有残损，人首缺失，一只凤鸟也失首，仅从残存部分可见其圆目大眼，尾部羽毛上卷。凤鸟比人物高大，与人肩平齐，人物为画面主角，与凤相拥，三者组合蕴含深刻寓意。

在解读《张迁碑》龙、凤、人装饰的文化内涵前，需了解汉碑中的　“穿”　和　“晕”。“穿”　是碑上部圆形孔洞，“晕”　是碑首上围绕碑额而形似光束的弧形纹络。传统观点认为，碑　“穿”　用于下葬引棺引繂，“晕”　是下棺绕绳遗痕。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随着汉碑资料丰富，学者提出　“模仿神主说”“象征日月说”“玉圭之穿说”“阴阳图案说”　等新观点，为解读《张迁碑》装饰提供了新视角。

龙凤渊源，追溯历史脉络　

在已知汉碑中，龙、凤作为装饰元素并非《张迁碑》所独有。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　“碑”——　西汉河平三年（前　２６　年）的《麃孝禹碑》，碑阳面阴线刻竖向三栏界格，左右界格上方各刻一鸟，其意象很可能是后期碑刻中常见的　“凤”，可见龙、凤在汉代碑刻中已初现踪迹。

以龙为饰始于东汉。东汉顺帝永建三年（１２８　年）的《王孝渊碑》，碑两侧有龙、虎装饰，碑阳正面上部浮雕朱雀和人物，人像上有展翅欲飞的凤鸟，碑阴上浮雕伏羲、女娲、蟾蜍等，下部有朱雀、玄武等，众多形象集于一碑，在汉碑中较为罕见。龙作为　“四灵”　之一加入碑刻装饰行列。

碑刻艺术中，龟也是常见装饰元素，龙、龟为伍在汉代已出现，“螭首龟趺”　这一碑刻术语由此而来。如　１９８２　年发现的东汉光和六年（１８３　年）的《王舍人碑》，虽有残损，但　“螭”“龟”　形象可辨，此碑龙为首，龟为座。同年的《白石神君碑》初有龟形趺，碑首两侧透雕双龙，中心题额。东汉建安十年（２０５　年）的《樊敏碑》是螭首龟趺，碑阳二龙相交作拱形，龙首抵碑肩，龙下篆额，碑阴有起舞的凤鸟。建安十四年（２０９　年）的《高颐碑》，碑额、碑座均为龙饰，圆形螭首，额下有穿，碑座方形，浮雕虬、螭二兽。

然而，《张迁碑》的龙、凤装饰长期被忽视。一方面，碑刻曾深埋地下，宋代金石学家无缘得见；明清时期又深陷真假之辨，影响其价值探讨。另一方面，一般观者多关注其书法，碑侧和碑顶装饰因观测不便易被忽略，基础资料缺失也导致其形制特征不被熟知。虽《泰山岱庙考》对其艺术装饰有所描述，并推测碑首之巅人物为张迁，但未详述形象由来及文化内涵。

装饰寓意，寄托美好期许

在汉碑中，龙、凤、人物的出现并非《张迁碑》独有，但其形象表现手法别具一格。参考同时期画像石，龙、凤是常见图像，象征太平吉祥，“龙凤呈祥”　观念深入人心。《张迁碑》中龙凤相互　“啮合”，《淮南子》记载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皇”，碑中龙吞凤尾的图像，体现龙、凤相　“生”　的联系，宋《镡津文集》也印证了二者关系密切，所以汉碑中龙与凤的组合顺理成章。

《张迁碑》中的人物形象，极有可能是碑中　“表颂”　的主人翁张迁。汉代为已故人铭刻肖像常设　“榜题”　以区分，如山东诸城凉台村东汉晚期画像墓中《拜谒图》《讲学图》的墓主人汉阳太守孙琮，山东嘉祥焦城村祠堂后壁《祭拜图》的祠主，嘉祥五老洼祠堂画像石上的　“故太守”　等。而在世之人也可立像，西汉栾布和于公因功绩被民间立生祠，东汉生祠数量增多，赵岐建　“寿藏”（生祠）并自画其像于内。生祠多为民间自发行为，官方参与较少。因此，《张迁碑》中的人物图类似生祠中的主人图，展现的正是张迁，此碑或许效仿了这种追思方式。

《张迁碑》两侧的　６　条交龙，下通碑底，上达碑额，象征天地通连。站在额顶上的张迁，手牵两凤，凤鸟象征　“德”“顺”“仁”“義”，此图像寓意张迁德政圆满。《表颂》中　“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体现龙、凤、人组合承载着立碑者的美好愿望。龙呈交体寓意代代相续；凤鸟高大象征能量与活力，是对张迁功德、仁义的赞美；张迁信步牵手龙凤，彰显其造福一方的胸怀。树碑者希望张迁福泽绵延、长寿富贵、爵禄无穷、惠及子孙，这不仅是对张迁的祝福，更是一方百姓对国泰民安的期盼。

《张迁碑》宛如一部穿越千年的史书，其形制与装饰承载着汉代的文化、信仰和人们的美好愿景。它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的瑰宝，见证了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透过它，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在未来，希望更多人关注《张迁碑》，深入研究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让这颗文物明珠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

原载：《中国文物报》２０２５年６月６日（刊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