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奔流》刊发了我的“寻范系列”——《寻范文正公》《寻范邓州知忧乐》《寻范嵩山小天下》,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

后来在北京参加“今焦裕禄古范仲淹”的座谈后，趁着周末，挤出时间专程跑到故宫博物院，为的是再看一次范仲淹唯一存留的书法作品《道服赞》，但未能如愿。

一同前往的还有央视原《综艺快报》主编、“钢子视线”主持人李钢先生。见到我，他第一句话便是：“我要去邓州，参观花洲书院，拜谒范文正公，拜访杨德堂先生，好好看看《岳阳楼记》的诞生地。”

我连连说,好，好！

午后，约了家乡的著名作家阎连科先生一起喝茶。之前的三篇文章发表时曾得到过他的肯定，也提了不少意见。

李钢先生呷了一口热茶,冷不丁地问我：“‘唐宋八大家’为什么没有范仲淹啊？”

我几乎未假思索地回答道：“范仲淹是名副其实的八大家啊！”

见他一愣，我扳着手指算：“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慈善家，书法家。”

“可不就是八大家嘛！”

“名副其实吗？”

“那就一家一家来说吧！”陡然间我竟有些欣喜：“八大家，这不是千古第一人吗？！”

李钢先生说：“别急，我给你录段视频！”

靠窗的阳光洒在身上，抬眼望去，首都的天空湛蓝湛蓝。

预备，开始——

范仲淹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字辞典籍，都是这样记述的。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官至参知政事，参政议政执政 ，是世人公认的名副其实的政治家。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当今之中国，“先忧后乐”之思想依然是榜样和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都在提出弘扬“范公精神”，称其思想家自然而然。

李钢先生拿手机的手有些晃，他提示说，再详细点儿！

我点点头——

说范仲淹是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恐怕就更是没有任何异议了。

作为教育家，兴学重教、荐贤举才贯穿他的一生。执政地方，每到一个州县，第一件事就是“建学”，是他把兴教育人提到了治国安邦的位置，他提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庆历新政更是将“精贡举”以诏书颁布，令州县皆立学，“庆历兴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他不仅在应天书院、花洲书院亲自授课，为人师表，而且倾其一生，言传身教，垂范后世，不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举荐人才。张载、狄青、富弼、欧阳修、文彦博等都受到他的垂青。

《南京书院题名记》《邠州建学记》无不散发着范公“人才安邦，教育强国”的教育功能观。

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从年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有诗为证，三十岁时作《河朔吟》：

太平燕赵许闲游，

三十从知壮士羞。

敢话诗书为上将，

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

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夸襦兵得帅，

御戎何必问严忧。

康定元年(1040) ,元昊率军攻宋，三川口一战，宋军几乎全军覆没，西北危在旦夕。三次遭贬黜的范仲淹已经52岁，彼时的他体弱多病，心力交瘁。然而，接到临危的受命，他没有半点怨言和迟疑，甚至带着年仅16岁的长子范纯佑义无反顾地从美丽富庶的越州直达西北前线。

之后的整整三年，他策马前沿，审时度势，提出了“力主坚守，兼之以攻”的战略方针，筑城修寨，营田固防，睦族安民，坚壁清野，与韩琦一起终让西夏俯首称臣。

“军中有一韩，西夏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的说法由此而来。

边境安稳之后，朝廷招范仲淹回京，进参知政事。宋仁宗开天章阁赐笔赐座要“改革方案”——治理冗员冗兵冗费已刻不容缓。

位卑未敢忘忧国。“改革”是范仲淹早就期盼之事，从乾兴元年（1022）《上张右丞书》到天圣三年（1025）《奏上时务书》，从天圣五年（1027）《上执政书》到天圣八年（1030）《上资政晏侍郎书》《上时相议制举书》，无一不是进言“改革”。

特别是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更是写在母亲去世时丁忧期间。“此刻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庆历改革，可以说范仲淹心中有数，成竹于胸。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了十条改革方案：一是明黜陟，二是抑侥幸，三是精贡举，四是择长官，五是均公田，六是厚农桑，七是修武备，八是减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

宋仁宗亲下诏书，范仲淹亲自坐阵，晏殊、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等一大批贤相忠臣同心协力，新政推行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又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贤能者被重用。短时间内全国出现了清除恶吏、复制农桑、减轻徭役、兴办学校的热潮，很快就呈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局面。许多正直的文人志士纷纷赋诗、著文盛赞新政，百姓更是欢欣鼓舞。最著名的当属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

到底，新政还是遭到了反对派的疯狂反扑和构陷，也许是惩治贪官污吏的力度太大了！

最终，因着宋仁宗的“折中妥协”，“庆历新政”中途“夭折”，但范仲淹主导的这次改革的确为后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为二十五年后的“王安石变法”提供巨大的“参考”。王安石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即源于此。

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范仲淹先请辞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后又改知邓州，从此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六日，在邓州，范仲淹在花洲书院春风堂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用著名学者梁衡先生的话说：“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须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他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不愧有人说：“以一篇雄文奠定‘文学家’地位的，唯范仲淹也！”

《宋史》记载范仲淹：“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而他自己“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

在应天书院教书时接济调教孙复，孙终成“泰山学派”的祖师、“宋初三先生”之一；在越州时，得知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不能回乡，立马捐钱数百缗，还派人雇船赠诗送行。诗曰：“十口相依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不用询名氏，此是孤儿寡妇船”；任开封知府时，安排儿子范纯仁回苏州老家运送小麦，行至丹阳（江苏镇江），遇石曼卿护送亲人灵柩回乡安葬，当得知石家突遭三起丧事之不幸时，干脆把五百斛小麦连船一起给了石曼卿。回到家里，小纯仁的做法得到了父亲的称赞。

《岳阳楼记》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最真实的写照。

其时，花甲之年的范仲淹，自感“年高气衰，日增疾恙”，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社稷和黎民。举国不成，他想到了以“一己之力，一家之力，一族之力”为国分忧。

于是，范仲淹决定拿出一生的积蓄在苏州老家置田1000余亩设立“范氏义庄”。由“义田”、“义学”、“义宅”组成，不但用于族人“嫁娶丧祭等凶吉事故时，发给辅助费用，同时也用于救助贫窘不能度日的乡里，外姻，亲戚”。

毕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范仲淹亲自制定了“义庄章程”：领口粮，领衣料，领婚嫁费，领丧葬费，领科举费，借住义庄房屋，借贷，等等，一一定了规矩和标准。

有谁能够想到，由范仲淹建立的这项伟大的慈善事业子孙世守，前赴后继，承其志扩其业。义庄的体制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历两宋、元、明、清、民国竟达近千年而不衰，最高时规模达到5300亩。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管理最周密、影响最广的私家慈善机构。范仲淹也成为我国历史上“慈善事业的首创者”，更被誉为“慈善基金的鼻祖”“信托的雏形”。

特别是，范氏义庄之后，仿行者遍及各地。史书载：“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间，世家巨室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明至清，仅苏州府的义庄数就有200多个，可见范氏义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之大。

近年来，我特别关注了“苏州现象”：作为江苏一个地级市，苏州在政治、经济、文旅、教育等多方面都走在中国同级城市的最前列，甚至加上省会城市排名也毫不逊色，并且势头越来越强劲。

有一次，我站在苏州火车站广场上仰望范公塑像，不禁自问：苏州的今天难道与范仲淹这位伟大的慈善家没有关系么？！

停下来录像，李钢先生说：“现在，我对范仲淹是书法家充满好奇，看看牵不牵强。”

我说：“发现范仲淹是个大书法家缘于你啊？！”

先生愈发好奇了。

“你还记得2010年的12月19日吗？”

我娓娓道来：十年前的那个上午，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专门到故宫看“国宝展”。一件稀世珍宝被围观，我看时，竟是范仲淹书法作品——《道服赞》。

导游讲，这件作品是范仲淹唯一存世的书法，由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花110两黄金买回捐给国家的。

再看《道服赞》，字密行疏，疏朗有致。许是先祖气场太强大，青隽刚正之气扑面而来。

导游接着讲：《道服赞》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该帖风神隽爽，骨气洞达，顿挫有力，风骨峭拔。行笔清劲瘦硬，结体方正端谨，颇具王羲之《乐毅论》遗意。笔墨中，书者沉毅、端庄、大器，笔笔到位、精致传神，从笔端规矩、抑扬顿挫间可感受提按转合的节奏韵律。每一笔从起笔到收笔的处理，足见笔触的力量和笔法的成熟与老到。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

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在家里见过的一本《王羲之帖》，就是这种字体。

导游说，据考证此帖写于天禧三年（1019）。

我算了，那年范仲淹31岁。

赶巧，那天下午和李钢先生一起参加《艺术人生》栏目十周年特别节目的录制。

现场“群星闪耀”，葛存壮、范曾、童安格、董卿、崔永元，当然主持人还是朱军，当然还有正红的于丹。我在当天的博客里记录了在节目现场的见闻。

录制节目的间隙，我央求李钢先生带我见一下范曾。在后台，朱军正好在和师傅交谈。李钢先生向他们两位介绍我，说这是我们“综艺快报”的撰稿（我确实在2000年做过撰稿，但当时已经不是。）范曾先生右手握着一支大烟斗，神清气爽。

我对范曾先生说：“我是范文正公三十一世孙。”

范曾先生说：“我是二十九世。”

他又问：“你来自哪里？”

我说：“洛阳。”

先生抽了一口，默默说“范公魂归洛阳万安山啊！”

我抓紧说：“想请先生评价一下先祖的书法作品——《道服赞》。”

范曾先生：“回去看看我1990年创作的《伯夷叔齐图》吧！”

话毕，朱军说：“节目又要开录了。”

回家查阅《范仲淹全集》方知：皇佑四年（1051）冬，范仲淹在青州应约为苏舜元写了一幅黄素小楷——韩愈的《伯夷颂》。莫不是范曾先生不敢评价先祖的作品？

《伯夷颂》，是唐代文学家韩愈所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

彼时，苏舜元请范仲淹书《乾卦》。范仲淹没有写《乾卦》，而写了《伯夷颂》。“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写黄素《伯夷颂》，寄京西转运苏才翁和文潞公、杜祁公、富郑公。”

史载范公不以书法名，但其书法却得到文彦博诗评“范墨韩文传不朽”，富弼诗评“苏家能事复何如”，晏殊诗评“精妙极双金”，杜衍诗评“希文健笔抄韩文”……北宋以后，称赞者亦多。宋元间人牟应龙评曰：“文正公所以师表百世者，固不在书，然笔法之妙，自足追媲古人。故苏公号称能书者亦从公求之，以为珍玩焉。书此书时，已六十有三，距公薨时一年耳(应是半年)。而楷法谨严，一笔不苟如此，真可敬而仰哉。”元代人何九思评曰：“范文正公书唐韩子《伯夷颂》真迹，笔意精严，动合法度，有晋人之遗风。”明代刘良评曰：“笔意精妙，清古入神，虽钟王颜柳不过也。”清代宋犖评曰：“文正公为有宋第一流人，固不以书名，而此书谨严有法度，一笔不苟，世之善书者或莫及焉。”清于敏中“奉敕敬题”以诗评曰：“四家北宋谁齐轨，三绝东方漫擅名。”

对范公手书的题跋，其历时之长、题跋者之多为世之仅有。从北宋衍及清末，题跋历时八百余载，题跋者一二百人。其中不乏历代名臣重吏，如贤相文彦博、富弼、晏殊、杜衍等；也有奸相，如秦桧、贾似道等。有著名书法家，如宋之蔡君谟、苏才翁，“皆临池老手”；元之赵孟頫，工书法，人称“赵体”。甚至乾隆皇帝也几次题诗褒扬：“韩辞范楷伯夷躅，俱是千秋第一流。”

由此可见，对范公手书《伯夷颂》题跋者之多，历时间之长，真乃中国历史，特别是书法史上的奇特现象。

大书法家黄庭坚评说：“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法。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书与《乐毅论》同法。老年观此书，乃知用笔实处是其最工，想其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中。”可见，仅从书法的角度看，《伯夷颂》也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

就在大家都认为《伯夷颂》真迹毁于一场大火之时，李敖突然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第149期《你有责任善待国宝》节目中，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范仲淹手书《伯夷颂》。说是《伯夷颂》原藏清宫，但后来流落到民间，辗转到了李敖手中。

去宝岛台湾，一直成了我的心愿，拜见李敖先生，一览《伯夷颂》真面目。遗憾的是，先生已于2018年3月在台湾病逝。

前几日，我联系到了山东青州范仲淹研究会筹备会的会长，也是青州新希望彩印公司的董事长周建林先生。

我感谢先生在青州经过十余年努力办了一件大事——高清复原了《伯夷颂》，全长60多米，从用料到工艺，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伯夷颂》及后世题跋的原貌，可谓皇皇巨著！先生又开发简装本的《伯夷颂》以及系列文创，让珍宝走入寻常百姓家。

我与先生相约青州，拜见、拜谒、拜祖，感恩、感谢、感怀！

我要告诉他：“范仲淹是名副其实的八大家！”

范小红，男，洛阳人，1968年腊月生。范文正公三十一世孙，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印刷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大学客座教授。2012年度中国十大旅游风云人物，原《农家参谋》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作者简介

范小红，男，洛阳人，1968年腊月生。范文正公三十一世孙，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印刷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大学客座教授。2012年度中国十大旅游风云人物，《农家参谋》杂志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