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丽蕾

在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三者的作用在一个人身上产生最佳效果，可以说概率极小。从这一点来说，王晓（1986年8月改名李让）是教育成功的典型，他的成长经历，或许能给今天的教育工作一些启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晓之所以今天能在文博行业有一番作为，与他从小喜欢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王晓是在北京燕山东风上的幼儿园。

他家楼前是一个小广场，常放露天电影。周边住户多是自带板凳前往观看，而王晓则占据地利之便，坐在自家阳台即可将影片尽收眼底。那些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的经典佳片，熏陶了他的心灵，也奠定了他的人生底色。

小时候，王晓总爱把自己扮成“小小解放军”的样子，父亲与单位军代表关系很好，特意给他要来崭新的红五星帽徽和一排子弹壳。每逢家里有客人来，他都要给人家表演故事片《英雄儿女》中“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一片段。

军代表听闻了这孩子的趣事，提出要见见他。王晓对此极为重视，让母亲将他军绿色上衣的纽扣悉数换成带有“八一”字样的军用纽扣。见面时，他立正敬礼，向军代表报告：“我是王成！”

看着眼前这个“军容整肃”的幼儿园小朋友，军代表眼中流露出由衷的赞赏，他感慨道：“这小子长大必是英豪！”

燕山一带流传着许多杨家将的传说，养儿峪、奶子石、东流水、拴马桩、歇息岗这些地名都与杨家将的传说有关。王晓的父母只要一有时间就领着他到那些地方“胜迹寻幽”，给他讲杨家将抗辽的故事，王晓特别爱听。

王晓的父亲很喜欢历史，他也很懂得“种善因，得善果”的道理，在王晓刚刚能听懂故事时，他就给王晓讲了岳飞抗金的英雄事迹。王晓读小学的时候，他送给王晓一部清代小说家钱彩著的《说岳全传》。结果，王晓深深迷上了这部书，书中情节他讲得绘声绘色，人物兵器他也如数家珍。电台开始播出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时，王晓早已将《说岳全传》烂熟于胸。在班上课间休息时，他身边总是围聚着几位小伙伴，听他依据白纸黑字的《说岳全传》，有板有眼地给评书《岳飞传》挑毛病。王晓不光能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还会背诵大家从没听过的韩世忠的《满江红·万里长江》，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上了中学，王晓对文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书读得多了，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也就不同了。王晓发现，司马迁以人物为线索写成“纪传体”的《史记》，司马光以时间为线索写成“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但没有谁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史书。于是王晓有了一个梦想——“我要第一个以地名为线索编写一部中国历史书，开创一种历史编纂新体例。”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兴趣爱好而有了独特心得，因独特心得而有了《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因《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影响，王晓也就“选择”并“决定”上历史系学历史学专业了。大学毕业又因这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王晓得到了周谊社长的赏识，又和出版单位、编辑工作结了缘。

1990年离开学校后，王晓先在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后在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从事新闻工作。他一步一个脚印前行，一路沿着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三级编审，总编室主任兼记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兼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正局级）的顺序逐级成长起来，整个职业生涯始终深耕文化遗产新闻出版领域，一心一意只做一件事，凭借精益求精、专注如一的匠心，在该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如果没有当初对历史的兴趣，也不会有今天的我。”王晓说道。

父母培养了他的阅读习惯

王晓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那时候中国也没有什么大款富豪。父母都是特别老实实在的人，一辈子忍辱负重，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是自己默默忍受。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儿子能走正路、不断上进。

小人书是王晓童年最重要的读物。一次，他们全家在火车站候车，那时的王晓还要大人抱着，他看到边上一个小朋友在翻看一本小人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非要不可。父母毫不犹豫马上就给他买了一本。他开开心心地翻看起来。他的第一本小人书就是这样得到的。

1976年地震前，王晓家住在西单附近。西单商场南侧有一家古色古香的旧书店。每次王晓父母去西单商场，都把他放在旧书店，让他在那里看小人书。临走时，父母总能给王晓买上几本新小人书，让他满意而归。地震后，王晓家搬到了西四附近，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家新华书店可以租小人书看，那里也是王晓最喜欢去的地方。

后来，父亲又从单位图书室借中外名著给王晓看。从《李自成》《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再到《安徒生童话》《斯巴达克思》，王晓课外阅读涉猎范围很广，有些名著读过不止一遍。

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喜爱读书，王晓父母全力支持。住在他们家楼上王晓父亲单位的一位工程师来家讲学习经，提到《数理化自学丛书》，王晓父母很上心，没过多久就把书买到了，那位工程师惊讶不已——一个普通家庭竟一次拿出十几元钱为孩子买一套十七册丛书！上世纪80年代初，菠菜每斤才7分钱，北京晚报每份才2分钱，一张10元“大团结”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从此那位工程师对王晓父母刮目相看了。王晓父母还给他买回《辞海》，住在隔壁单元的一位老同志经常来家里翻看查阅，他说：前后两栋楼，就你们家有《辞海》。

初中时，王晓开始自己买书，课余时间经常和同学好友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小庄新华书店、花市新华书店，买自己感兴趣的文史类书籍。

后来，受中国近现代那些嗜书如命的文史大家寻书买书的逸闻趣事的感染，琉璃厂中国书店成了王晓向往的地方。王晓知道父母肯定不会同意他一个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就瞒着他们来了一次秘密行动。当他手里拿着地图，从团结湖出发边走边找，终于来到琉璃厂“中国书店”那块金字牌匾下时，那得意劲儿就别提了！那天，在中国书店，王晓花光了身上带的所有零用钱，他终于搞明白为什么那些文史老前辈们那么喜爱逛中国书店了：这里的书丰富多彩，让人眼界大开；这里的书还特别便宜，鲁迅的书，每本也就一两毛钱。那天，他是抱着一大包书从琉璃厂走回团结湖的，十几公里的路程，他根本没有感觉累。

以后，王晓成了中国书店的常客。父母也知道了他的秘密，经常利用节假日陪他一起去买书。有时王晓因为学习紧张去不了，父母就按照他开好的单子帮他买。时间长了，中国书店的师傅们也认识了他们一家——罕见的个人自费买书大户：中学生模样的儿子挑选的尽是同龄人读不了的史书古籍，父母只管付钱、看堆。

中国书店总经理周岩同志也开始关注他们，攀谈中得知，王晓父母收入很一般，之所以节衣缩食这么花钱买书，只是因为儿子喜欢读书，为了满足他课外学习的需求。周岩同志被王晓父母的朴实感动了，以后每次中国书店举办书市，他都亲自给王晓父母写信、寄去请柬。他还亲自到王晓家走访一次。

就这样，王晓的藏书开始丰富起来。父母还专门给他买来书柜，小小年纪的他俨然大知识分子一样坐拥书城。他的藏书读书之室还有了名号——志畤斋。每一位来他家的同学都惊羡不已。

遇到这样一位喜爱买书、读书的少年才俊，中国书店的师傅们都感到高兴，有位师傅还专门为王晓篆刻了藏书章——“普天史家何其多，二中王晓最年少”。

王晓手边经常翻阅的两部清代光绪年间刻印的线装巨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就是中国书店的师傅们帮他找到的。买书那天，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会客室里，王晓和母亲在周岩同志陪同下还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孙瑛的采访，孙瑛同志后来担任过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她写的报道《访文化街书市》1987年9月27日刊发在《北京日报》上。

今天在团结湖父母家，王晓当年的小书房还原样保留着，凡是来到这间从未装修过甚至从未粉刷过的小屋参观过的客人，都非常欣赏它一直保持着的书卷气和清贫但绝不寒酸的特殊格调，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有权人，都对它肃然起敬。

好学校激发好学生释放全部潜能

中学六年，王晓是在两所学校上的，初中上的是位于朝阳区的朝阳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高中上的是位于东城区的北京二中。王晓对这两所百年老校感情很深，专门写有《“朝阳中学”的点滴记忆》和《北京二中的点滴回忆》，表达对母校深深的感恩之情。

王晓是1980年夏天考入朝阳中学读初中的。按照当时朝阳区好学校的排序，位列第一的是八十中学，位列第二的是日坛中学，第三才是朝阳中学。但是，八十中学很新，日坛中学很小，若说历史最久、底蕴最厚、校园最大，还得数朝阳中学。

在这所被誉为“芳草乐园”的学校里，王晓稳稳地走出了青春第一步。因为好学上进，他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并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团委委员。初中毕业时，他荣获北京市三好学生奖章（三年六个学期都被评为北京市级三好学生才有资格获得奖章），在毕业典礼上还代表全体初中毕业生上台发言。王晓的恩师、班主任陶宗钰老师一直保存着王晓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黑白照片——那上面的王晓，一脸的正经，一脸的稚嫩。

本来，王晓是打算接受保送留在母校继续上高中的，谁料，一天放学，他在校门口遇见了小学同班同学牛凯。牛凯小学时因为数学成绩优异跳过级，所以已经上高一了，他极力劝说王晓报考他正在就读的北京二中，到后来干脆拉着王晓直奔内务部街，让他到校园里亲身感受一下。第二天，王晓就和班主任陶宗钰老师讲他想到外面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1983年中考，王晓是带病上的考场。第一场是最有把握的语文，结果考得最不理想，好在他的数理化太强了，3科考了297 分，仅失3分，外语和政治也得了高分，最终王晓还是取得了能够考取北京市任何一所重点中学的优异成绩，考入名校北京二中。

北京二中风气很正。学生都非常勤奋刻苦，好学上进，几乎没有人讲吃讲穿、比家庭比背景。老师也都很优秀，他们爱岗敬业，治学修身，各擅胜场，乐于鼓励、支持、帮助学生。很快王晓就喜爱上了这所新学校。

当时北京二中校长是张觉民。张觉民校长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1947年考入北平二中，当时二中初中只招收两个班，总共八九十人，而报考的有两千多人。1953年他高中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由于当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中学师资严重缺乏，他响应号召，毅然放弃升学，留校工作。在北京二中，大家都知道张觉民校长是一位既在文（中文、政治）、理（数学、物理）科方面具有专业教学水平，又通晓中学其他各科教学和从事德、智、体诸方面教育的通才。1983年他被中央教育部、全国总工会授予“优秀教师”称号，1984年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6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校长，同年张觉民校长荣任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局长。

和同期同学相比，王晓在校读书期间和张觉民校长接触最多。张觉民校长倡导的“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对王晓影响最大。

1983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王晓的处女作《郡大？州大？》。当时电台正在热播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王晓就其中“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说法，写了这篇小文投给了报社，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接着，王晓又针对《1984年文物台历》将“司母戊鼎”和“杜岭方鼎”搞混写了一篇小文《台历上的失误》，《北京青年报》在1984年1月10日又刊发了。一名高一学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两篇钻研历史的小文章，这件事在老师和同学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从此，王晓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的稿件不断见诸报端，有的报道篇幅超过半个版面，有的报道上了头版头条，王晓成了《北京青年报》最活跃的学生通讯员。

张觉民校长专门就《台历上的失误》中提到的“饕餮纹”找王晓谈过一次。后来张觉民校长还亲自交给王晓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游慕田峪长城的机会，写个小型考察报告；二是通过举办“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张自忠路3号，当年是铁狮子胡同1号）立牌活动，走访老校友，了解三十九位烈士之一的二中学生周正铭的事迹。两个任务王晓都完成了。

在北京二中上高中期间，王晓的才华和潜能得到充分激发。

1984年，北京青年报社创办成立北京中学生通讯社，面向全市中学生选拔100名“学通社记者”。王晓连闯三关，成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第一批记者中的一员，又通过竞选，被公推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第一任副社长兼东城区分社社长。

这年暑假，刚上完高一，年仅16岁的王晓独立编写完成了一本29万字的“志地体”（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历史的新体例）历史书——《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1986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王晓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目的很明确，不是练笔，而是要出版。刚刚升入高二，他就鼓起勇气找张觉民校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还将1984年7月20日《北京青年报》刊发的他的心得小文《我想写“书”》拿给张觉民校长看。张觉民校长严肃、专注地听王晓讲完，郑重收下了他抱去的厚厚一大摞书稿。没过多久，一天放学后，张觉民校长亲自来到教室找王晓，把他领到自己的办公室，介绍王晓认识了水利电力出版社电编室编辑吴强。原来是张觉民校长亲自帮王晓联系的出版社。

“一战成名天下惊”。编写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让王晓成了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来自海内外数以千计的慕名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让王晓在青春年少的黄金时代第一次感受到成功和幸运。作为“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典型，王晓受到各级表彰，他也因此成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学生旗帜性人物。

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写了前言。

高中快毕业时，王晓还相继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推荐通知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系的保送通知。

遇上好老师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钱学森晚年回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有17位，其中有小学老师1位，中学老师7位。

王晓说，遇上好老师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刚上小学，王晓就遇到了“好老师”。

学生时代15年，从小学到大学，王晓一共经历了 15 位班主任，时间最长的是大学时的辅导员，带班四年，时间最短的仅有几天，那便是“好老师”。她的名字，王晓不敢打听，只知道她是“好老师”——因为校领导向同学们介绍她时说：“这位是好老师。”

上幼儿园时王晓很淘——每天被大人送到幼儿园后，转眼儿就翻墙出去漫山遍野“疯玩疯跑”去了。中午从来不知道吃正经饭菜，饿了烤点蚂蚱、撸点酸枣。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在单位创下了一项记录——经常不坐班车，用80分钟长跑17公里上班，估计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

可能是在幼儿园“疯玩疯跑”惯了，一入小学，王晓上课总是爱走神，每天，他都盼着早点下课放学。为了能早点获得自由、作业一次过关，王晓总是尽力把作业写得又快又好。每当王晓怀着这个小目的第一个把作业递给“好老师”时，她总是出人意料地表扬王晓，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奖王晓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到后来，王晓尽力又快又好完成作业的目的变了，就是想得到“好老师”的当众表扬。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王晓还依稀记得“好老师”的样子：不到30岁，短发，很好看。她看着学生写作业时，总是坐在窗前，西下的斜阳从她侧面照过来，使她的形象更加朦胧安详。

“她真是一位好老师，不光人长得好，课讲得好，待人也温和，夸起人来让人感觉暖暖的，浑身充满好学上进的劲头。”

后来，王晓也确实做到了“又快又好”——小学后两年，王晓开始在学习上显出聪慧和能力，几乎每次测验、考试都是交卷最早、成绩最好。小学毕业考试他取得了全年级前五名的好成绩。

王晓的父母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对学校教育寄予了全部希望。他们一直教育王晓，要百分之百地尊重老师、服从老师。“谁背后议论老师你也不要参与，不要比这个老师好、那个老师不好，老师都好。只要你好好学习，就一定会成功。”

初中、高中，王晓遇到了更多的好老师。

郭应允老师是王晓初二时的历史老师，也是他的第一位历史老师。王晓非常爱上郭老师的课，每次课都全神贯注听讲。第一次历史考试，王晓就得了全班最高分。王晓高一时的班主任是教物理的雷镇之老师，王晓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就是递交给他的。得知王晓想要以地名为线索编写新体例历史书，雷老师鼓励他大胆探索。白大连老师是王晓高一时的历史老师，高二开始担任文科班班主任，直到高中毕业，他上门家访时带走了王晓的书稿，利用暑假时间审阅。

兰学春老师是朝阳中学团委书记，他对王晓这位班团支部小书记、学校团委小委员很是关爱。《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兰老师，见报的照片中，王晓就站在兰老师身边。张黄男老师是北京二中团委书记，王晓一入学就担任高一（3）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团委委员，张老师对王晓非常信任和支持，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诤友”。

参加工作投身新闻出版行业以来，王晓深切体会到深厚的语文功底带来的巨大优势。田文彩、古振声、董高颐、贾作人等老师帮助王晓打下了厚实的语文基础。

范基公老师在北京二中负责教育科研，也是《北京青年报》通讯员的他，很喜欢和学校唯一的学生通讯员王晓交流。

1985年3月28日，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报纸《中报》刊发一条新闻《北京中学生王晓写出廿万字词典》。旅美华侨伍振权先生给张觉民校长写信寄来报纸，并题诗一首，特意嘱咐转致“北京第二中学优异学生王晓同学惠存”。范基公老师就此亲自写了消息《旅美华侨赋诗祝贺中学生》，6月1日刊发在《北京科技报》上。

1985年北京二中为纪念建校75周年，编印了《北京二中建校75周年纪念册》，收录了学校校史编写组集体讨论、范基公老师执笔完成的《北京二中校史》，里面提到了王晓——“现正在校读书的高二年级学生王晓，编写了29万字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即将出版。他是二中培养的众多文科人才的后起之秀。”

已经年近八旬的范基公老师现在还很关心王晓的工作和事业。单位推荐王晓参加长江韬奋奖评选，范基公老师下了很大功夫为王晓撰写了参评材料《好记者、好编辑、好领导——中国文物报社李让同志事迹》。虽然后来王晓选择担任了中国新闻“两奖”评选的评委，放弃了个人参评长江韬奋奖，但他表示会好好保存范基公老师为他写的这篇文章，留作纪念。

2016年是王晓从北京二中高中毕业30周年。在范基公老师等热心师友的帮助下，王晓见到了最想念的人——张觉民校长。张觉民校长和他夫人黄韵玫老师，一位是王晓高中母校北京二中的校长，一位是他初中母校朝阳中学的老师，老两口已经携手走过一甲子，刚刚度过“钻石婚”纪念日。看到两位先生身体非常好，精神也非常好，王晓特别高兴。

王晓告诉记者：“学生时代的老师，不管是教过我的，还是没有教过我的，我都感恩他们，我感恩每一位老师！因为从他们温暖的话语和慈爱的目光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欣赏和关爱。”

这些老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秉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初心，呕心沥血，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士仁人。

中学生编写词典出版，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件新鲜事！校外很多老师也都给予了王晓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责任编辑吴强带着王晓的书稿请教过北京教育学院的赵恒烈先生、北京师范学院的黄一欧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振鹤先生、北京市第20中学的郑尚可先生。他还引荐王晓认识了北京市第165中学的时宗本先生——当时北京市唯一的历史特级教师。时宗本先生担任了王晓这本词典的主审。多年后，一位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老先生得知时宗本先生是《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主审时，对王晓说：“你当年真的很幸运，有时宗本先生帮你把关，那是宗师级的人物。”

理学大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邱汉生先生, 著名史家、北京师范学院的齐世荣院长，纺织行业的老同志王俊玲阿姨，都用不同的方式，给了王晓非常珍贵的帮助。

还有一群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记者、编辑也对王晓的事业有重要影响，他们尊重王晓、欣赏王晓，他们教他懂得掌握创造能力比追求课堂分数更重要，教他在实践中接触新闻出版工作。

赶上了催人奋进的好时代

王晓感慨庆幸他们这代学生赶上了好时候。上小学后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国家拨乱反正，各项事业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中国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当年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人们争相买书的场面何等热烈。那些好书，很多家庭都曾经有过，后来没了。现在大家又可以大大方方地买了，那份喜悦是发自内心的。

王晓家里也经常有叔叔去，他们谈论的话题就一个，考大学。王晓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那些上过大学的叔叔回忆难忘的“大学春秋”，更是让王晓内心充满了对上大学无限美好的憧憬。

于是，这个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小男孩，神情开始庄重起来，因为他要像那些叔叔一样，考上大学。回到学校，王晓突然向老师问起北京哪所中学最好，老师说，在朝阳区，八十中学是市重点，日坛中学是区重点。王晓说，我想考全国重点中学。

那真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好时代啊！

时势造英雄，想来，这句话是不错的，或许，每一位英雄的身上都带有时代的烙印……

后记

李让（王晓）后来成为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文博界的重量级人物。原来以为采访他会很不容易，没想到一听说是谈教育的话题，李让欣然答应。

接触下来，李让给我的印象是博学、专注，谦和、有礼，幽默、风趣。从他的成长经历来看，他身上这些特点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

尤其令我感佩的是，李让从未将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个人的努力，而是始终心怀感恩，将成功归因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所赋予的机遇与馈赠。

▌来源：《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2018年第24期，编者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