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5年上的小学。

1976年地震前，我们家在西单附近，西单商场南侧有一家古色古香的旧书店，每次父母去西单商场，都把我放在店里，让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等他们，临走时，父母总会给我买上几本小人书，让我也满意而归。地震后，我们家搬到了西四附近，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家新华书店可以租小人书看，那里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

我父亲很喜欢历史，他也很懂得“种善因，得善果”的道理，在我刚刚能听懂故事时，他就给我讲了岳飞抗金的英雄事迹。上小学的时候，他送给我一部清代小说家钱彩著的《说岳全传》。结果，我深深迷上了这部书，书中情节，我能讲得绘声绘色，人物兵器，我也如数家珍一般。小学四五年级时，电台开始播出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而我已将一部《说岳全传》烂熟于胸。课间休息时，我身边总是围聚着几个小伙伴，听我依据白纸黑字的《说岳全传》有板有眼地给评书《岳飞传》挑毛病。我不光能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还会背诵韩世忠的《满江红·万里长江》，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初中时，我对文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课余时间经常和同学好友去王府井、小庄、花市的新华书店，买自己感兴趣的文史类书籍。语文课老师讲《梁生宝买稻种》，我深受感动，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作者，马上去书店花六毛七买了《柳青小说散文集》。历史课上，学到清末保路运动，我就去书店买来《李劼人选集》，读那里面的长篇小说《大波》。

中国近现代文史大家多是爱书之人，爱书之人没有不爱旧书的，在他们看来，旧书的魅力和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新书，这些嗜书如命的“书痴”到琉璃厂旧书店寻书买书的逸闻轶事深深感染、吸引着我，琉璃厂中国书店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

我今天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情景。我知道父母肯定不允许我一个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就瞒着他们来了一次秘密行动。当我手里拿着地图，从团结湖出发边找边走，终于来到“中国书店”那块金字牌匾下时，那得意劲儿就别提了！那天在中国书店我花光了身上带的全部零用钱，最后背着一大包书从琉璃厂走回团结湖，十几公里根本没有感觉累。我终于搞明白为什么那些文史老前辈们那么喜爱逛中国书店了：这里的书丰富多彩，让人大开眼界，很多书还打了折，店员们显得很有学问，待人特别温和。

以后，我成了中国书店的常客，父母也知道了我的秘密，经常利用节假日陪我一起去买书，有时我因为学习紧张去不了，他们就按照我开好的单子帮我买。我的藏书开始丰富起来，父母还专门给我买来书柜，小小年纪我俨然大知识分子一样坐拥书城，我的藏书读书之室还有了名号“志畤斋”。每一位来我家的同学都惊羡不已。

书读得多了，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也就不同了。我发现，司马迁以人物为线索写成“纪传体”的《史记》，司马光以时间为线索写成“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但没有谁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史书。于是我有了一个梦想——“我要第一个以地名为线索编写一部中国历史，开创一种历史编纂新体例。”

中国书店的师傅们认识了我们——少见的个人买书大户，中学生模样的儿子挑的、买的都是同龄人读不了的史书古籍，父母只管付钱、看堆。

中国书店总经理周岩同志也开始关注我们，攀谈中他了解到，我父亲是北京电影机械研究所干部，母亲是北京真空仪表厂工人，都是特别老实、实在的人，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是自己默默忍受，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儿子能走正路、不断上进，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喜爱读书，他们全力支持。周岩同志被我父母的朴实感动了，他还专门到我家走访一次，以后每次中国书店举办书市，他都亲自给我父母写信寄来请柬。

周岩同志很小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江潮报》工作，1986年从中国书店总经理岗位离休，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位老同志。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正直谦和、朴素可亲，举办书市的日子，他总是在书店院子里走来走去，和前来买书的新老朋友亲热地打招呼，有时还聊上几句。我和父母来到书市，他都会非常热情地过来握手表示欢迎，并介绍店里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和我们认识，尽可能地帮助我们。

很快，我买书、藏书、读书就有了成效。

在朝阳中学（今陈经纶中学），我因为三年六个学期都被评为北京市级三好学生而荣获北京市三好学生奖章，毕业典礼上，我还代表全体初中毕业生上台发言，向母校表达感恩之情。

在北京二中，我通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刚上完高一，我就独立编写完成了一本29万字的“志地体”（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历史的新体例）历史书——《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1986年10月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同志为《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写了前言。作为“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典型，我受到各级表彰，成了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高中快毕业时，我还相继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推荐通知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系的保送通知。

中国书店的师傅们都为我感到高兴，有的师傅见到我就说果然没有看错人，有的师傅为我篆刻了藏书章——“普天史家何其多，二中王晓最年少”，更多的则是一如既往地帮我找书。我手边经常翻阅的两部清代光绪年间刻印的线装巨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就是师傅们费了不少心血帮我找到的。买书那天，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会客室里，我和母亲在周岩同志陪同下还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孙瑛的采访，孙瑛同志后来担任过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她的报道《访文化街书市》刊发在《北京日报》（1987年9月27日）上，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个戴眼镜的文静小伙子，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摞线装书，高兴极了。他对身边的母亲说：“妈妈，您看看。”转过身，他又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我很喜欢这套书。学校图书馆借书比较难，我早就想自己有一套，查找资料方便，现在找到了，我真感谢您们！”看着这一幕，我很疑惑：他这么年轻能读这种古书？经询问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正是当年北京16岁中学生独立编纂《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王晓。他今年19岁，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上二年级。她的母亲经常到中国书店给儿子买书。前几天她到书市来，没有找到《读史方舆纪要》这套书。书店的同志从库房里找到了这套书，请他们今天来取。

如今在团结湖我父母家，我当年的小书房“志畤斋”还原样保留着，凡是来到这间从未装修过甚至从未粉刷过的小书房参观过的客人，都非常欣赏它那种一直保持着的书卷气和清贫但绝不寒酸的特殊格调，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有权人，都对它肃然起敬。

2008年8月我写了一篇小文《爱恨情结一本书》，里面提到中国书店总经理周岩同志。周岩同志看到后非常激动，先是给我父母打电话，说一直都很想念我们，他非常怀念当年在中国书店里和我们一家结下的书友情谊。接着他竟一个人找到我单位中国文物报社来看我。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有点耳背，说话嗓门很大，他不知道我已改名“李让”，便一路打听“王晓同志在哪里办公”，还逢人就讲我的传奇故事。那时我虽已任报社总编辑助理，但还在总编室办公。老先生的到来让我们大办公室热闹了好一阵。老先生非常惊讶——这样出名的人单位里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笑弯了腰。

人生的路啊，回过头来看真是很有意思。小时候，我的志向是要向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学习，建功立业、造福苍生，我爱好读历史书只是为了“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蔡元培语）。没想到，因有了这个爱好而有了一个心得，因有了这个心得而又有了这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因有了这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我也就只能“选择”上历史系学历史学专业了。大学毕业又因这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我又和出版单位、编辑工作结了缘。

1990年至今35年职业生涯，我先在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后在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沿着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三级编审，总编室主任兼记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兼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正局级）的顺序逐级成长起来，从铅与火时代到光与电时代到数与网时代再到人工智能时代一路走过，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说起来，我这童子功的练成还真得益于中国书店。

现在，人们都喜欢通过网络读书，我觉得，读书要安心静心专心，还是传统的方式比较好。忙完一天的工作，静下心来，端坐案前，沏上一杯清茶，翻开一本好书，细细品味，好好思考，慢慢转化，那才是最好的享受。有空，我还会到中国书店转转，翻看翻看架上的新旧图书，体味一下店堂里独特的气息。

这些年，北京变化太大了，曾经是古旧书业继承者和主体代表的老字号中国书店也已今非昔比。我衷心祝愿中国书店能够存在下去并且越办越好。我也希望爱读书的孩子们能和我当年一样得到中国书店的善待，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作者：李让，本名王晓，系中国文物报社原总编辑。）